学者张力奋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的这场新书研讨会，可能是院系里所有研讨会中，最为特别的。
那天，宽敞的会议室座无虚席。除了两排来自新闻系和社会学系的学者、众多旁听的学生，还有一群往常绝不会出现的人。他们是社区干部、弄堂居民，端坐在那里有些拘谨，脸上却闪烁着发自内心的喜悦。轮到被张力奋称为“达叔”的居民达世德发言时，他拿着手写稿的双手一直在微微颤抖。
(资料图片)
现场一个令人意外又称叹的环节，是穿着面料考究的淡卡其色长袖衬衣的张力奋起身，骄傲地展示他的“宝贝”——一位老人的炭精素描画像，一把长短和颜色均不一的毛衣针，还有一期《阿尔巴尼亚画报》……他的一位受访者，在上世纪60年代留下的老照片中，有一张是坐在破旧的楼顶上看《阿尔巴尼亚画报》。张力奋费了好大工夫找到那期杂志，作为惊喜现场送给对方。
如果不是张力奋，这些来自杨浦区平凉路2767弄的日常旧物，还有更加脆弱的里弄记忆，将随着挖掘机铲斗的上下挥动，和那里大片大片的“老旧破”一起彻底消失。现在，经过他和学生的共同努力，赶在老邻居四散之前，把他们的“生活史”化成图片和文字保留下来，于是有了《平凉路2767弄：上海十九棉百年工房口述史》。
“网红经济”时代，自带流量密码的“衡复”“巨富长”“梧桐区”对上海固然非常重要，但张力奋说，上海之为上海，更因为它是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源地。晚清时“五口通商”选在杨树浦，这里靠近长江口岸，物流运输、劳工成本都低。平凉路2767弄的过去，就是杨浦这段历史的折射，“加上杨浦，上海的历史才完整”。
一枚“记忆的铆钉”
非常巧的是，2021年9月，张力奋给复旦大学本科生开设的新课“都市、田野调查与记录”，与平凉路2767弄的拆迁征收几乎同步。
新课是一门跨新闻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的课程，计划训练学生记录、观察正在快速消失的老上海。
对外地学生来说，他们大多是从类似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《上海的金枝玉叶》《住在武康大楼》等书中了解上海。大火的电影《爱情神话》，拍摄地点也选在了“上只角”。“据说写西区的书很好卖。”张力奋也一度忐忑，不知道将观察上海的视角切换到被称为“下只角”的杨浦，社会关注度如何。
但是他又很难割舍自己的“私心”——他的父母在杨浦工作，他在杨浦长大、求学，毕业后还在复旦大学工作了几年，总是希望，在奠定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的老区，能敲下一枚“记忆的铆钉”。
2021年8月的一个酷暑天，张力奋第一次走进杨浦区定海路街道平凉路2767弄。里弄位于杨树浦心脏地带，曾属英美公共租界。1921年，日本纺织企业为纱厂在此配套修建了职工宿舍，1949年后更名为国营十九棉职工宿舍区。
这里厂舍合一，是企业办厂的典型。日企时代按照厂内职务等级，修有英式别墅、日式排屋、中式弄堂新里及平房等，供厂长、工程师、职员、高级技工、保修工、纺织女工等不同阶层人士居住。厂区里还有职员浴室、工友浴室、工友食堂、子弟小学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哺乳室、医院及药房、花园、游泳池、足球场、篮球场、消防队、理发店、阅览室等各种附属建筑。工人和职工来自天南海北，除了上海人，还有从江苏、浙江、山东、安徽来的。据当时工厂职工回忆，杨树浦众多纺织工厂中，十九棉设备和环境都是最好的。
但是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那里成了“老破小”。2021年秋，居民要全部搬迁，百年里弄社区将改造重建，仅有少部分建筑会作为遗迹保留。
张力奋本科读新闻，留学后在英国主流媒体工作了很多年。记者工作培养的新闻敏感度让他意识到，这是一个绝好的田野调查样本。接下来的一学期里，他带着12个学生，对15位居民，以及一位长期从事街道旧区改造的负责人展开了深入访谈。访谈者中，年龄最大的90岁，最小的54岁。
“过去一二十年，上海在重建过程中，大家都意识到要有历史感。但是在叙事上，对西区投入的人文研究力量，要远远多于东区。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大家对东上海和北上海历史的关注，如果能够把西区叙述和东区叙述结合起来，上海就变得比较完整了。”张力奋说。
“野孩子”与“蜗居”记忆
研讨会结束，好几位居民立马就把张力奋团团围住，他们都提着装书的马夹袋过来，叫他帮邻居签名。达世德更是前后一共帮大家买了100多本。不过，在上海这样一个高度重视个体隐私的地方，要让忙着拆迁的居民把自己乃至家族的往事讲出来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当时，除了社区帮忙介绍的达世德等几位里弄积极分子，不出所料，多数居民都对访谈高度警惕且回避，“老杨浦”张力奋面临的阻力还更大。有人查到他在BBC的工作经历，进行了20多分钟的“审问”，“他们就想，为什么这个教授舒适的生活不要，在居民最忙的时候过来？有什么不好的目的？甚至还问我拿的什么护照。”还有一位受访者，每次都是单独锁在房间接听访谈电话，听筒里不时响起丈夫的敲门和责备声。
研讨会上，定海路街道旧改分指挥部负责人杨建元也坦承，一度不想张力奋他们过来，因为担心有人勾起了某种回忆而不愿搬迁，影响旧改意愿征询率。
最终，经过多方努力，上世纪杨浦区若干工人生活的历史片段，被幸运地保留下来。
应长生的母亲出身书香世家，抗战后家道中落，辗转到上海。她经过同乡关系，给女儿在十九棉谋到一份纺织工的工作，一家人得以在上海立足。每天早上，缠过小脚的她还早早就一高一低地走出门，帮人梳头、打发髻，补贴家用。
陆锦云小时候，现在的地铁12号线爱国路站附近有三个大小湖荡，他们经常从十九棉翻墙过去游泳、抓虾、摸鱼，有时游着游着就能踩到鱼，直接闷下去把鱼捞上来。只要不上课，一群弄堂的男孩甚至可以跑到复兴岛玩，家长也不管，“按照现在的话说，我们就是‘野孩子’”。
达世德1970年去黑龙江逊克县下乡，直到1996年为了孩子高考，才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回沪。他的爱人是当地老师，做过幼儿园园长、小学校长，达世德是县防汛办副主任。回来后夫妻俩却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在居委会楼下的路边开了个早餐铺，卖牛肉面、韭菜饼等，艰苦谋生。
“蜗居”，则是几乎每位受访者的共同记忆。有些居民家里6个人，住不到9平方米的房子。有三代人住在一间堂屋，包括奶奶、父母以及兄弟五人。周筛罩的老房子拆迁面积是22.9平方米，最多的时候住了10个人，“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过来的”。
删稿背后的研究伦理
遗憾的是，有些受访者见到整理出来的文稿后，主动做了大量删减，甚至直接撤稿，这些口述史只能随着十九棉的废墟一起，在岁月中深埋。
编辑后期，张力奋发现样本中工友背景的比例比较高，没有反映出工房区里同样住着的工程师、职员家庭的生活情况，又补充做了两个访谈。一位访谈者今年71岁，父亲是高级技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，沟通了两个月，她才愿意接受访谈。为了不让对方感到紧张，张力奋专门安排在吃饭的时候进行，也没带录音笔，只是拿本子记录。她的口述实录整理出来有12000字，讲母亲去世前最后两个礼拜的情景尤为感人。
但这位女士看到文稿后做了大量细节删除，前后删掉差不多5000字，最后成稿也是所有访谈中篇幅最短的之一。“工程师和职员家庭的子女，和蓝领家庭不一样，他们对隐私的理解，对媒体的理解，对个人生活可能会有的影响，会有方方面面的考虑。”
还有一位老先生，接受访谈时无所不谈，十分配合。没想到看完学生整理出来的文稿后陡然变化，接连几晚上没睡好，于是态度激烈地找到学生“控诉”，说把内心深处封闭了几十年的东西挖出来，完全打乱了他的生活，坚决要求撤稿。张力奋看过那篇访谈，里面其实没什么敏感内容，给老先生做了好多思想工作，甚至请他的领导帮忙，但他始终不肯退让。
有意思的是，《平凉路2767弄》出来后，老先生又主动联系张力奋，想要本书。慷慨应许之际张力奋趁机追问，要是再版，是否愿意把那篇口述实录补上，哪怕做删减也可以。他表示“想一想”，“但是目前还没有给我一个明确回复”。
张力奋说，这些受访者的真实的态度，给研究者很多启示。“我们研究的是别人，绝对不要因为自己对研究的一些偏好和取向，刻意把他们做到我们理想的程度，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诚实的做学问的方式。你就应该允许你的研究对象有的时候是很浅薄的，他们是有很多的考虑。”
“99%以上的受访者，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接受记者的采访，他们也不知道其中的游戏规则。某种程度上，你完全有可能去操纵他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研究者，绝对不要受这些东西的诱惑。”张力奋说，访谈之初，他就以书面的形式和所有访谈者说好“游戏规则”，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，有修改、删减权利，等等，这些都属于“研究的伦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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